西安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06年12月22日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7年6月1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防御气象灾害，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陕西省气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气象灾害，是指暴雨、高温、低温、干旱、大风、雷电、冰雹、大雪、大雾、霜（冰）冻、寒潮、沙尘暴、干热风、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所造成的灾害，以及由于上述气象因素引起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火灾、洪涝、大气污染等衍生灾害。
本条例所称气象灾害防御，是指对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防御措施、应急处置等活动。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气象灾害防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领导，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挥协调机制。
第五条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雷电灾害防御等管理工作。
第六条市、区、县人民政府发改、城乡建设、市政、经济、财政、规划、国土资源、公安、交通、水务、农业、林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督、民政、卫生、旅游、电力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第七条 气象灾害防御，坚持预防为主、统筹规划、分工合作、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气象灾害防御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气象灾害防御技术，宣传气象灾害防御知识。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防御气象灾害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防御规划与设施建设
第九条市、区、县人民政府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
第十条 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气象灾害防御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二）气象灾害现状、发展趋势预测和评估；
（三）气象灾害易发区域和重点防御区域；
（四）气象灾害防御主要任务；
（五）气象灾害防御的建设项目；
（六）气象灾害防御的保障措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应当符合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的要求。
第十二条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传播系统和应急气象服务系统等气象灾害防御基础设施的建设，具体方案由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全市性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专用传输设施、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等重要气象设施的建设方案，由市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编制。
第十三条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在城镇显著位置、人员密集场所设立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播发设施。机场、车站、旅游景点、高速公路、水利工程等地方，根据需要建设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播发设施。
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应当依法保护气象灾害监测和防御设施、预警信号播发和接收设施，不得侵占、破坏或者擅自移动。
气象灾害监测和防御设施、预警信号播发和接收设施因不可抗力遭受破坏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组织力量修复，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三章 监测、预报与预警
第十五条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防御气象灾害的需要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监测网，组织对灾害性天气的综合监测、预报工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组织防御气象灾害提供决策依据。
联合监测网成员单位由市气象主管机构提出，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六条 联合监测网成员单位应当及时向市气象主管机构提供真实、准确的气象信息和雨情、水情、旱情等监测信息。
市气象主管机构根据联合监测网成员单位提供的监测信息作出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及时通报各联合监测网成员单位。重大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应当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
第十七条市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加强对气象灾害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及时与上级和相邻气象部门会商，提高对气象灾害的分析预测能力和预报准确率。
第十八条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由市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按照职责分工，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公众网络等传播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
气象衍生灾害的预报、警报，由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与有关部门联合向社会发布。
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气象灾害的预报、警报和补充、订正的气象预报，广播、电视、短信平台、公众网络等媒体应当及时增播或者插播。
第十九条 通讯部门应当确保气象通信线路、无线电专用频道和信道畅通，保障气象灾害信息的传输。
第四章 防御措施
第二十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体系。
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制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方案，管理、指导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出现气象灾害的，应当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一）已出现干旱，预计旱情将会加重的；
（二）可能出现严重冰雹天气的；
（三）发生森林火灾或者长期处于高森林火险时段的；
（四）出现突发性公共污染事件的；
（五）其他需要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雷电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高雷电灾害监测预报水平，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管理指导，组织对防雷设施的安全检查，做好雷电灾害的调查、鉴定工作。
第二十三条下列易遭受雷电灾害的建（构）筑物、设施或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技术规范（标准）设计、安装防雷装置，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设计审核与竣工验收：
（一）《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划定的一、二、三类防雷建（构）筑物和含有电子信息系统的建（构）筑物；
（二）易燃易爆物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场所；
（三）邮电通信、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金融证券、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体育、旅游、游乐场所以及信息系统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
（四）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安装防雷装置的其他场所或设施。
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场所的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他场所的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
第二十四条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及时作出评估，为本级人民政府组织防灾、减灾提供决策依据。
第五章 应急处置
第二十五条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重大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建立由政府组织协调、各部门分工负责的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机制。
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制定部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处置预案，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易受气象灾害影响的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处置预案。
第二十六条气象灾害发生时，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灾害范围和程度，及时启动或者终止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同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根据气象灾害的危害程度，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一）实行交通管制；
（二）决定停产、停工、停课；
（三）组织特定公民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要求具有特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必要时可以延长其工作时间；
（四）转移、撤离或者疏散易受气象灾害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五）对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药品的生产、运输、供应、价格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
（六）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等；
（七）防止发生衍生灾害的必要措施；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的，应当给予补偿；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气象灾害发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情况紧急时，所在地人民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及时动员并组织受到灾害威胁的人员转移、疏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或者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气象灾害防御设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联合监测网成员单位不提供雨情、水情、旱情等气象监测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该联合监测网成员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部门、单位未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处置预案或者未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由本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设计、安装防雷装置的；
（二）设计、安装的防雷装置不符合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的；
（三）安装的防雷装置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设计审核或竣工验收的；
（四）防雷装置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又拒不整改的。
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当事人处3万元以上罚款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气象台站、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气象灾害瞒报、迟报或者玩忽职守导致漏报、错报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浅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和不足
李俊杰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 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 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 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 + 1”惩罚性赔偿制度, 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 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 。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性功能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 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 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因为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无疑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 。但是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额侵权纠纷的消费者对法院大门望而却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由于它给予违法经营者的惩罚过轻, 给予消费者的补偿过少,不能对违法的经营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大量的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获得赔偿的权利,它的激励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而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优点。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国家、地方团体和企业应当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综合性地推进消费者保护及促进消费者利益政策的执行,这样,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执法不力,则只能是满纸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许多单项消费者保护法律。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定义首先“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似乎过窄,如某商人为其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费者呢?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呢? 尤其是后者引发了有关“王海现象”的争议。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王海们”买假并非为生活消费,应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如果按当前现实,为调动广大消费者打假积极性,“王海们”又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这显然是立法宗旨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其次该定义未明确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所以有人建议将其改为“任何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他的贸易、商业、生产和职业有关的自然人”,笔者认为不无道理。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经营者这一概念界定不清,因为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但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 销售者的范围又包括哪些? 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消费者依法索赔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很多主体,到底谁应该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向谁提出索赔。因而,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生产者、供应者、销售者的概念,并对此分别作出明确的界定。
第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 条应当作有利于消费者的修改,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扩大适用范围,缓和适用条件。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因为按目前49 条之规定,消费者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仅能获得双倍的赔偿,而合同法第50 条则规定行政罚款的数额为侵权行为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消费者所得到认可的加倍赔偿与行政罚款的一至五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此会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对参与打假持消极麻木的态度。这表明我国仍然偏重于行政措施,而忽略侵权行为受害者(消费者) 的切身利益,这正是法律的实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扩大适用范围,因为按现行49 条之规定,消费者仅能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欺诈行为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这就给那些并非欺诈而以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的人网开一面,这又如何体现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呢?如果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话,那么,对恶意制假者所给予的惩罚金额将更大,而他们的制假元气就会丧失殆尽。缓和适用条件,因为按现行49 条之规定,消费者必须证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在实践中,经营者对于前来索赔的消费者总是百般刁难,设置种种障碍,例如要求消费者对其欺诈的故意进行取证,要求消费者提供证明及其他事实的证据,而这对于本来已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有时会显得极为不合理。因而要适当地缓和适用条件,免除消费者某些不适当的举证责任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而真正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