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计划生育暂行条例》补充规定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82年10月31日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陕西省计划生育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补充规定：
第一条 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除《条例》第五条一至四项规定的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不论城乡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第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县（市、区）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二胎：
（一）夫妇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
（二）夫妇双方都是归国华侨的；
（三）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残废军人。
第三条 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妇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一方为国家干部或职工，另一方为农民的，分别按城乡的标准计算。
农村人均全年收入不足五十元的生产队，经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国家补助百分之五十，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负担一半。
第四条 农民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可采取下列办法之一予以奖励：
（一）适当多承包责任田；
（二）适当减少承包产量；
（三）适当减少上交集体提留。
第五条 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经批准生育二胎的，应交回《独生子女证》，并从批准生育二胎之日起停止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奖励和优待，收回一次性奖励的物质和现金，已享受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不再收回。
已领取《独生子女证》，超生二胎的，应收回《独生子女证》，取消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一切奖励和优待，扣还已奖励的物质和现金，并征收超生子女费。
第六条 超计划怀孕的，应在怀孕期间尽早采取补救措施。违反的，要严肃处理。
第七条 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超计划生育的，取消女方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福利等待遇。夫妇双方不得享受困难补助和托幼补助，并征收超生子女费。
要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干部、职工的考核标准之一。国家干部、职工超计划生育的，不得评为先进，不得提升工资，不得提职。
第八条 农民超计划生育的，可采取下列办法之一征收超生子女费或多子女费：
（一）适当少划责任田；
（二）适当增加承包产量；
（三）适当增加上交集体提留；
（四）一次或分次扣罚粮食或现金。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条例》和本补充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本补充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2年10月31日
关于“一元钱”官司的思考

秦前红


时下,经常传来有某人为“一元钱”甚至“几毛钱”而诉诸法庭的报道，从而引发当事人此举是否合乎“投入产出”原则以及是否造成国家审判资源浪费的争论。我认为对此类问题应有另外观照的视角：
第一，法治的建构依据之一，就是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制度的安排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当个人感觉权利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自主地选择救济权利的手段，他人不应在旁边指手划脚。
第二，权利原本是无价的，正如我们不可说某人的面子值多少钱，某女的贞操权可折算多少钱（荒唐如麻旦旦案），但我们无法找到更有效地救济被损害权利的手段以前，金钱补偿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之一。人在社会的角色是多方面的，人的需求也当然有许多种。一个事事做起来都要进行功利算计的人，其人生未免显得太乏味。因此，当那些觉得金钱诚可贵，尊严价更高的人，愤而拿起维权的武器时，我们应毫不吝惜地送去鼓励的掌声。
第三，法律是用来定纷止争的，道德是用来教化人类、培育情操的，这两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因此，当牺牲众人的生命去抢救一个落水儿童，当一个大学生为一个残疾人档住车轮，当一个女研究生毅然嫁给一个农民，当一个富翁散尽家产去做慈善事业时，我们只会在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意，而断不会有他们的做法划不来的想法。为“一元钱”而打官司者，或许其行为没有上述良好的动机，但其结果或许有相同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无害，其行为是否有意义也是一个不必追问的问题。
第四，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是极度缺乏的。因此即便那些为“一元钱”而打官司者，是喜欢“缠诉、滥诉”的刁民，但为了培育人们的权利意识，社会也需要对他们行为的适度容忍，这应该是一个社会为了实现正义和公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第五，维权的手段是多途径的，“打官司”是追求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也是成本最高的一道门槛。如果有更便利、更迅捷的途径，维权者有必要理性地选择其他途径。另外，有些打官司者似乎为了表白自己只是“讨一说法”、“争一口气”，而故意表示对金钱赔偿的不屑，笔者以为此举也大可不必。
2003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