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6年，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市。近海附近的很多渔民突发怪病，患病者的惨状与哀鸣遍及水俣市。受害的儿童出现严重的脑炎症状，患病的成人则出现脑肿瘤、脑出血及精神病症状，甚至有患者精神发狂而死亡。患者即使住院治疗保住性命，也会留下知觉异常的神经障碍、听力减退、语言障碍等后遗症。事件伊始，患者因疫学知识与法律意识欠缺，唯有承受重症带来的惨痛。直至1959年，熊本大学医学系方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机水银中毒”的原因上，谨慎调查后推断:水俣市的“日本氮素工厂”往近海排放有机水银废液是造成渔民惨状的元凶。不过现实却较残酷，家庭已近崩溃的受害者亲属的抗议所遭遇的不过是氮素工厂与市议会的冷眼，在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下，水俣市政府、行业协会、议员均站在氮素公司一边。1959年12月，在舆论压力下，水俣病事件以所谓的“和解”暂告一段落。患病5年以上的生存者被迫接受每人50万日元的“慰问金”(相当于人民币4万元左右)，并书面保证今后再不得提起新的赔偿要求。在水俣病诉讼成功之前，患者们的哀鸣声被优先发展经济的欲求所淹没。

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飞快跃进的车轮声下，三井、昭和等日本大企业以政治献金方式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公害诉讼上尤其如此。因官商政治的现实背景，面对因公害污染而患病的渔民，三井公司、日本氮素工厂、昭和石油等大企业俨然“大佬”自居，反而讽刺、诬陷患者不过是“想从公司骗钱”而已。即使患病者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胜诉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日本，部分近海附近可见因有机水银污染而死亡的鱼类，巨大的工厂群里不停地喷出煤烟，夜晚管道里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有毒的亚硫酸，矿业公司则为追求利润而往河流中排放致病的重金属镉……这一切也与日本上世纪的“经济奇迹”相生相伴。一面是水俣病患者日复一日的疾病惨状，另一面却是污染企业的逍遥法外与“大事化小”的现实。

依照传统的日本民事诉讼举证立法，法院奉行“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规则，水俣病患者除了要证明水俣病症状之外，还必须证明日本氮素公司、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排污企业与水俣病之间有确实的因果关系。“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为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于1900年所首创，但至水俣病诉讼时已相距有一甲子，僵化地将该规则适用于因重金属污染而患病的受害人明显不符合司法公正。在日本最高法院创设新理论、新判例之前，“因果关系”的证明和“举证责任”问题成为公害诉讼中原告方及其律师难以逾越的高墙。

197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矢口洪一代表多数派亮出了最高法院的新思维，即通过“盖然性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倒置”来审理水俣病诉讼，成为“乌云中的亮光”。日本民事侵权法上原本就有“过错推定”的规则，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企业排放重金属事实是否与原告水俣病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已知证据进行“过错推定”不仅符合民法典，也是合理降低原告方证明度的要求。加之美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就有“盖然性证明”(Proof of Preponderance)的立法与判例，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的日本在诉讼证明中引入盖然性证明理论并不奇怪。因此，1971年9月，新泻地方法院判决患者全面胜诉。审判长宫崎启一法官在最高法院的鼓舞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判决中引用与发展了盖然性证明理论，即“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不可能成为污染源的话，事实上可以推断出存在污染，同时意味着证明了法律上因果关系。昭和电工虽然知道熊本县的水俣病对人体、生物的损害，却有如隔岸观火，对于工厂乙醛制造过程中有机水银化合物的产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处理就作为工业废水常年排到内河与近海，构成过失”。司法前进的巨轮为最高法院及各种进步团体所推动，公害诉讼最终以原告的彻底胜诉终结，法院除判决要求企业向原告公开道歉、停止侵权外，每名因重金属污染而致死、致残的原告获得1600万至1800万日元的赔偿。

水俣病事件的诉讼结果当时为全球所瞩目，一方面是因于水俣病的惨状与患者的哀鸣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法院在关键时刻“顺应时势”合理运用、解释法律保护弱势的患者群体，恪守了司法正义的底限。法官所创设的“盖然性证明”判例也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民事诉讼的新篇章，在特殊侵权诉讼中通过适度降低弱势原告的证明责任，同时也实现诉讼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这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日本法官群体值得称颂的贡献。

水俣病的判决精神也影响到日本的刑事诉讼，当下的日本在学说与制度上均肯定“疫学的因果关系”标准。即在公害犯罪案件中，如果检察官能够举证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的成立，污染企业应当被追究罪责。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无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而只需根据疫学原理及统计学方法证明公害污染与患病之间达到较高的“盖然性优势”即可。诉讼证明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科学学说证明，自然科学实验要求严格的实验条件、实验程序及实验数据，科学学说的证明需达到“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方能为科技界所公认。但是在特定的公害犯罪案件中，诉讼证明却无必要达到“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二战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新宪法之嫡子”，检察官与法官必须拥有新时代的人权意识方能为国民所称颂。在如何应对科技革命的副产品重金属污染案件问题上，日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定罪证明为“自由心证”，赋予新时代的检察官、法官新课题与新权能。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岸盛一先生所云:“检察官、法官必须是一根根孤独生长的竹子，一根一根的翠竹盘根错节，牢牢地守卫着山河。检察官、法官要有像竹子一样坚韧孤高的精神。”日本最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同样创设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追诉、惩治公害犯罪中创设新的证明理论，表现出竹子似的品格与司法操守。

时下的中国大陆，“绿色GDP”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被迫要忍受公害污染的代价，受害人被迫接受污染企业的所谓“慰问金”，以致公害犯罪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刑事司法漏斗效应(Criminal funneling effect)在当下的公害犯罪治理上已经显现无疑。一面是公害犯罪受害者的病痛惨状、穷困潦倒及家庭的支离破碎，另一面却是经济利益至上思想下在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上显现出的过度宽容，上述日本水俣病诉讼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为时下的中国大陆司法界所借鉴。

(作者为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10〕45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

　　为提高保监局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监管效率，规范保监局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工作，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范、化解行业风险，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是指经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商业保险公司。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是指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中心支公司、支公司、营业部、营销服务部等分支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分类监管，是指保监局根据客观信息，综合分析评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风险，依据评估结果将其归入特定监管类属，并采取针对性监管措施的行为。

　　第四条 保监局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将某保险公司在其辖区内的所有分支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类监管。

　　第五条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根据公司风险状况进行分类评价，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章 分类方法

　　第六条 保监局根据公司风险状况，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为四类：

　　（一）A类机构，指经营合规，业务发展、内部控制等方面未发现问题的公司；

　　（二）B类机构，指经营较合规，业务发展、内部控制等方面虽有问题，但不严重的公司；

　　（三）C类机构，指经营存在较严重违规情形，或业务发展、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较大风险的公司；

　　（四）D类机构，指业务经营存在严重违规情形，或业务发展、内部控制等至少一个方面存在严重风险的公司。

　　第七条 保监局应当依据业务经营风险指标、合规风险指标、内控风险指标三类监测指标和日常监管中掌握的信息对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进行分类。每类监测指标由具体指标组成（详见附件）。

　　第八条 保监局按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三类监测指标的得分确定评价类别，将分支机构按风险由低到高评为A、B、C、D四类。

　　评价得分满分为100分。得分高于80分（含80分）评为A类机构，得分为65至80分（含65分）评为B类机构，得分为50至65分（含50分）评为C类机构，得分在50分以下评为D类机构。

　　第九条 各保监局可以参考日常监管掌握的信息，对分类评价进行适当调整，确定最终评级类别。

第三章 监管措施

　　第十条 保监局应当在执行中国保监会分类监管措施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下达的监管措施和辖区分支机构风险状况，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措施。

　　第十一条 对A类机构，保监局不采取特别的监管措施。

　　第十二条 对B类机构，保监局可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监管措施：

　　（一）风险提示；

　　（二）监管谈话；

　　（三）责令限期改正；

　　（四）针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检查。

　　第十三条 对C类机构，除可采取对B类机构的监管措施外，保监局还可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监管措施：

　　（一）全面检查；

　　（二）建议总公司撤换有关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四条 对D类机构，除可采取对B、C类机构的监管措施外，保监局还可根据分支机构违规事实，依照有关规定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监管措施：

　　（一）暂停批设分支机构；

　　（二）责令对存在严重违规的业务进行整顿或暂停办理该项业务；

　　（三）保监局认为必要的其他监管措施。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工作流程如下：

　　（一）信息报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定期向中国保监会和保监局报送分类监管有关信息和数据。

　　（二）生成监测指标。保监局对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报送的信息进行审核，并结合日常监管掌握的信息，计算监测指标得分。

　　（三）分类评价。保监局根据监测指标和日常监管中所获取或形成的信息，对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进行分类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送保监会。中国保监会根据保监局报送的评价结果，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和信息，对保险公司进行整体分类评价。

　　（四）实施分类监管。保监局根据中国保监会统一部署，执行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措施；保监局对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采取分类监管措施。

　　第十六条 保监局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每年进行一次评价分类，制定监管措施。

　　如果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或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保监局可随时调整公司的类别和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十七条 保监局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根据上年度数据，对辖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进行分类评价，并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分类监管报告。分类监管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分类评价结果；

　　（二）上年度已采取监管措施的执行情况和下一步拟采取的监管措施；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情况。

　　第十八条 保监局定期向辖区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及其总公司通报公司所处的类别和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监测指标一览表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attachments/zhengcefagui/2010/bjf2010-45.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