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条例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49号）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4年6月30日通过，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8月3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9月15日



(1999年3月30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5月27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6月30日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4年8月3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西安市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规范物业管理服务行为，维护业主、使用人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居住区的物业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居住区是指以住宅为主，具有相应配套的市政、公用和生活服务设施，相对独立的住宅区。
本条例所称物业是指居住区内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相关的设施设备和场地。
本条例所称业主是指居住区内物业的所有人。
本条例所称使用人是指居住区内自用、承租、借用房屋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业主依据本条例规定成立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代表居住区全体业主实施自治管理。
物业管理企业受业主委员会的委托，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实施管理服务。
第五条 居住区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企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西安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居住区物业行政管理工作。
阎良区、临潼区和市属各县房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城市居住区物业行政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市政、公用、民政、市容环卫、园林、公安、物价、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管理。


第二章 业主自治组织与管理


第七条 居住区商品住宅入住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公有住宅出售百分之三十以上，具备物业管理条件的，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宅出售单位，组织召开第一次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召开会议时，可以邀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参加。
第八条 业主大会由居住区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作出的决定，应经与会业主所持投票权的过半数通过。
业主大会由业主按照一定产权计票行使表决权。住宅房屋为一套一票；非住宅房屋按产权证书，一百平方米以下为一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每一百平方米为一票。房屋产权共有的，由产权共有人协商行使表决权。
第九条 业主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由业主委员会召集。经三分之一以上业主或者业主代表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业主大会。
第十条 业主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罢免业主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审议通过业主委员会章程和业主公约；
（三）听取和审议业主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改变或者撤销业主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五）决定物业管理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大会从业主中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五至九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业主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办事公道，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时间。
第十二条 业主委员会自选举产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该居住区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业主大会，报告物业管理情况；
（二）起草业主委员会章程和业主公约，提交业主大会通过；
（三）招聘、选聘物业管理企业，订立、变更或者解除委托管理服务合同；
（四）筹集和管理居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
（五）审定物业管理企业提出的物业管理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
(六)监督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服务活动；
(七)监督居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合理使用；
(八)听取和反映业主、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
(九)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业主委员会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
经业主委员会主任提议或者三分之一以上业主委员会组成人员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会议。会议作出的决定必须经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业主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可以邀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参加。


第三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物业管理人员应当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六条 居住区的物业管理，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管理企业实施。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受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委托管理服务合同。
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报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委托管理服务合同主要内容：
(一)委托管理事项；
(二)委托管理期限；
(三)双方权利义务；
(四)物业管理服务质量；
(五)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六)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根据委托管理服务合同和下列要求对居住区物业实施管理：
(一)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物业管理年度计划实施物业管理；
(二)业主或者使用人自用部位、自用设施设备损坏要求维修时，应当提供有偿服务；
(三)如实记录物业维修、更新费用收支，妥善保管物业档案资料和账务；
(四)每半年向业主委员会报送一次物业维修、更新费用的收支账目；
(五)维护居住区生活秩序；
(六)配合居民委员会做好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有关工作；
(七)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规定的其他物业管理事项。
第十九条 居住区管理服务费、日常维修养护费、车辆停放管理费的收取标准，由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居住区为单位核定。核定物业管理收费标准时，应当听取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意见。
为业主、使用人提供其他特殊服务的收费，由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使用人商定。
第二十条 物业管理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应当向业主、使用人公布。
物业管理服务费应当按月收取。需要预收的，预收费用不得超过三个月。
委托管理服务合同未约定或者未经业主、使用人同意，物业管理企业自行提供的服务，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一条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费用。物业管理企业受委托代为收取有关费用时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
第二十二条 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终止或者解除后十五日内，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向业主委员会移交下列资料财物，并报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结算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二)移交全部物业管理档案资料和账务；
(三)移交物业管理用房、经营用房和场地；
(四)应当移交的其他物业资料、设施设备。
物业管理企业在移交上述资料财物时，不得损坏、隐匿、销毁。
第二十三条 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督管理，定期对居住区物业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协调处理物业管理中的问题，对居住区的综合管理水平和配套设施进行考核，评定等级。
第二十四条 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对物业管理服务方面的投诉后，应当调查处理，七日内答复投诉人；涉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应当会同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并在十五日内答复投诉人。


第四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二十五条 前期物业管理是指居住区房屋出售后至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的物业管理。
前期物业管理由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宅出售单位自行管理，也可以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管理。
第二十六条已投入使用的居住区经过治理改造，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实施物业管理：
(一)新建居住区入住百分之五十以上，公有住宅出售百分之三十以上；
(二)居住区公用设施设备及其他配套设施完善；
(三)具有物业管理用房、经营用房；
(四)居住区环境符合城市建设规划要求；
第二十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居住区投入使用前制定住宅使用公约，与其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并报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开发建设单位与业主签订住宅出售合同或者发出拆迁安置回迁通知时，应当将住宅质量验收合格证、住宅使用公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作为住宅出售合同或者拆迁安置回迁通知的附件同时交付业主。
第二十八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和保修范围，承担住宅的保修责任。前期物业管理期间，不得使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不得转让居住区住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用权和使用权。
第二十九条 前期物业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物业管理服务范围、服务质量要求的规定。前期物业管理费用，由入住的业主或者使用人按本条例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交纳，不足部分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条 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终止后，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宅出售单位应当向业主委员会完整的移交居住区物业，并向业主委员会或者其指定的物业管理企业移交居住区规划图，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地下管网竣工图等有关工程建设资料。
第三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宅出售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供必需的管理用房和经营用房，其费用列入开发建设成本，产权属全体业主共有。业主委员会应当将管理用房提供给物业管理企业有偿使用，其收入和经营用房的收入用于居住区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养护和其他物业管理。
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不得将管理用房和经营用房出售或者改作他用。
第三十二条 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应当及时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居住区的物业管理，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委托开发建设单位和公有住宅出售单位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


第三十三条 业主、使用人应当遵守业主公约和物业管理规定，爱护居住区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花草树木。
第三十四条 居住区内使用物业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坏房屋承重、抗震结构或者房屋外貌；
(二)私自占用、损坏住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三)违反居住区规划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侵占绿地、毁坏花草树木；
(五)乱设摊点、乱停车辆；
(六)乱倒垃圾、堆放杂物；
(七)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上张贴、涂写、刻画；
(八)影响其他住户采光、通风及其他生活便利；
(九)排放或者堆放有毒有害物质，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噪声；
(十)从事危害公共利益的活动；
(十一)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五条 住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时，相邻的业主、使用人应予配合。因相邻业主、使用人阻挠维修养护造成其他业主、使用人财产损失的，责任人应当负责赔偿。
因维修养护造成相邻业主、使用人的自用部位、自用设施设备损失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责任人应当负责修复或者赔偿。
第三十六条 业主或者使用人装修住宅，应当事先告知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装修住宅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或者使用人，并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七条 业主、使用人不得改变住宅使用性质。因特殊需要改变使用性质的，不得违反城市规划管理要求，并应征求相邻业主、使用人和业主委员会的书面意见，报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改变居住区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性质。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居住区的道路、场地和绿地。因物业维修或者公共利益需要临时占用或者挖掘道路、场地和绿地的，应当与业主委员会签订协议，并在约定的时间内恢复原状。
第三十九条 利用物业设置广告和进行其他经营性活动，应当征得相关业主、使用人和业主委员会的书面同意，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前款经营性收入应当用于居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


第六章 维修养护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第四十条 居住区物业维修养护资金包括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和日常维修养护费。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大修、更新和改造。
日常维修养护费专项用于居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养护。
第四十一条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按下列规定交纳和提取：
(一)开发建设单位出售商品住宅时，多层住宅的购房者按购房款百分之二的比例交纳，高层住宅的购房者按购房款百分之三的比例交纳；
(二)公有住宅出售单位出售公有住宅时，购房者按购房款百分之二的比例交纳；
(三)公有住宅出售单位出售公有住宅时，多层住宅按不低于售房款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提取，高层住宅按不低于售房款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提取。
住宅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不敷使用时，经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业主委员会研究决定，按业主占有的住宅建筑面积比例向业主续筹。
第四十二条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应当在银行专户存储。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代管；业主委员会成立后，由业主委员会管理，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使用。
第四十三条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的使用，应当建立使用计划报批管理制度、财务预决算管理制度、审计监督制度以及业主查询对帐制度。
第四十四条 日常维修养护费由物业管理企业按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按月向业主、使用人收取，专款专用，由业主委员会监督使用。
第四十五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定期向业主公布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和日常维修养护费的管理使用情况，接受业主、使用人监督。
第四十六条 住宅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由业主负责；业主与使用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业主或者使用人也可以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维修养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第四十七条 业主转让住宅时，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日常维修养护费和物业管理服务费中剩余部分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转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生效、终止、解除未按规定报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二)从业人员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上岗的。
第四十九条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一)擅自改变居住区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使用性质的；
(二)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的，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三）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十五日内，未向业主委员会移交或者损坏、隐匿、销毁应当移交的资料财物的。
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终止、解除后，非法占用物业管理用房、经营用房、场地和物业管理资料财物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作出责令限期移交的决定。
第五十条 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承担前期物业管理责任的；
(二)未将住宅质量验收合格证书、住宅使用公约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作为住宅出售合同或者拆迁安置回迁通知的附件同时交付业主的；
(三)未承担前期物业管理费用不足部分的。
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制定住宅使用公约或者前期物业管理合同未报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和公有住宅出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前期物业管理期间，擅自使用维修基金或者转让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
(二)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终止后，未向业主委员会完整移交居住区物业和有关工程建设资料的；
(三)向业主委员会移交居住区时，未同时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经营用房的。
第五十二条 业主、使用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房屋承重、抗震结构、房屋外貌或者私自占用、损坏居住区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通告全体业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的罚款，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五十六条 拒绝、阻碍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西安市行政区域内非居住区写字楼、商住楼的物业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中有关专业用语的含义：
(一)自用部位，是指一套住宅内部，由住宅的业主、使用人自用的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天井、庭院以及室内墙面等部位；
(二)自用设备，是指一套住宅内部，由住宅的业主、使用人自用的门窗、卫生洁具和通向总管的供水、排水、燃气管道、电线以及水、电、气户表等设备；
(三)共用部位，是指住宅主体承重结构部位(包括基础、内外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等)，户外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
(四)共用设施设备，是指住宅小区或单幢住宅内，建设费用已分摊进入住宅销售价格的共用的上下水管道、落水管、水箱、加压水泵、电梯、天线、供电线路、照明、锅炉、暖气线路、煤气线路、消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


正当价值与司法适用：纠纷解决视野中的致送机制

林智明


[摘　要]由于立法的含糊及司法解释的限制，传统的反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其实现实质正义和衡平个案公正等价值没有得到开发。随着《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其成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是不远的现实，其司法价值和适用问题将成为理论界和法院面临的新课题。本文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从纠纷解决的法理角度对传统反致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前瞻性研究。

[关键词]正当价值；司法适用；纠纷解决；反致；致送


　　反致是当今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实践广为采纳的制度。然而在我国，1987年颁行的《民法通则》所奠定的民法体系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反而明确排除其在国际合同领域的适用，以致我国法院一直以来对反致功能予以整体性忽视，反致的司法实践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至今没有相关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及2003年的《民法典》草案均规定了反致制度，可以预见，随着《示范法》对立法日益深入的影响以及《民法典》编纂工作不断推进，反致从学说法、民间法变身国家法应是不远的现实，其司法价值和适用问题亦必将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法院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即拟在从纠纷解决的角度对传统反致理论作些新思考的基础上，做点前瞻性的研究。

一、本质内涵与多层样态：“致送”对广义反致的概念替代

（一）表象式描绘——广义反致概念的理性缺陷

　　概念作为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通过大量实践从对象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反致概念也是随着国际私法的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炼的。狭义的反致（remission），即法国所称的“一级反致”（revoi au premier degre）,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现象最早萌芽于法国鲁昂高等法院1652年和1663年的几个判决，并由学者弗罗兰（Froland）作了初步的梳理，但直到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才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得以成形。此后，随着国际私法实践的发展，与其相类似的各种法律适用现象，包括转致（transmission）即法国称的“二级反致” （renvoi au second degre）、间接反致（indiect remission）、双重反致（double renvoi）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正如泰特雷（William Tetliey）批评：“反致具有多重定义”，“反致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地理解”，[1]学界至今没有从上述诸类法律适用现象中归纳概括出统一的概念，为了表述该问题及制度，学界便将原初形态——“反致”（renvoi）赋予了广义含义，以作统一的指称。广义反致概念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逻辑上欠妥当。因为“反致”（renvoi）的法语原文含有“回翔”之意义，[2]是表怔准据法的指定最后返还法院国并适用法院地法的范畴，其外延可涵括狭义反致、间接反致以及指定法院地法的双重反致，但不具备包容转致以及指定非法院地法的双重反致的逻辑周延。有学者因故坚持认为“反致”一词用法不恰当，主张称之为“移送”才对；[3] 2、缺乏统一性。各类论著在谈及“反致”概念时，绝大多均对狭义反致、间接反致、转致及双重反致分别下定义，而没有抽取此四种法律适用现象的共同属性进行上位概括以获取统一的类概念；3、表象式描绘。在对狭义反致及其类似法律适用现象下定义时，学界均用类似“甲国法指引乙国法，乙国法指引甲国法或丙国法，最后法院适用甲国法或丙国法”的语句进行陈述，实质是把反致当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按其选法规程进行表象式描绘，未能揭示反致作为法的本质属性，也完全忽略了其内涵的判决一致、公平以及维护内国利益等价值因素。概念认识的表象式和个别性，成为了反致理论深入研究的桎梏，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反致问题本质探讨的不够深入具体，以致相关理论呈现重大分歧，酿成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千差万别的形态。因此，对广义反致下的各种法律适用现象进行统一概括以提炼科学的上位概念，对相关理论及制度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致送”的内涵——从协调法律冲突技术到纠纷解决法的本质揭示

　　“概念是种种观念概括其类似的而形成的共同概念”。[4]无论是直接反致，抑或是间接反致、转致及双重反致，都是在适用外国法调整国际民商关系时产生的现象，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法院地的冲突规范对外国法作“整体的指引”，导致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并据此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在本质上，它们属于外国冲突规范的适用制度，体现了确定准据法的权力从法院地冲突规范到外国冲突规范的一种传递、致送的关系。故用“致送”作为上位概念是合乎该类法律适用现象的类本质的。此种内外国冲突规范之间的传递、致送的关系具有授权及准用的性质，内国冲突规范的指引是外国冲突规范得以适用的根据，据外国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亦视为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结果，其不意味着内国冲突规范就此放弃了对国际民商案件的确定准据法的权力并将此种权力移交给了外国冲突规范，与诉讼管辖权上的移送制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将诉讼法高频使用的“移送”术语引入国际私法不仅不能表征传统反致作为国际私法特有制度的特点，而且会引起理解的偏差，明显是欠妥当的。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条件”。[5]在理解传统反致概念赖以维系的基础时，学界一直以来是停留在协调法律冲突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像识别问题一样，反致（renvoi,remission）问题也是一种冲突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二级冲突的事例”、“识别冲突是一种‘隐含的（latent,hidden）冲突’……但反致所涉及的却是一种‘公开的’、‘显而易见的’（open,explicit）冲突”,[6]反致被定位为缓解冲突规范冲突的技术制度，其主要价值就是获取判决结果的一致（往往伴随的是法院地法的扩大适用）。[7]进入21世纪之初，此种将国际私法局限于解决法律冲突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著名法学家李双元教授就呼吁国际私法应从传统解决法律冲突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回归调整国际民商关系的基本任务做深层的定位，发挥其建构和维护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民商新秩序的价值和功能。[8]此种从解决法律冲突到调整国际民商关系亦即纠纷解决的分析理路，体现了21世纪国际私法革命性变革的方向，为包括反致在内的国际私法制度的本质认识的拓宽与加深开辟了新天地。事实上，法律冲突仅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过程的一个环节，国际私法的根本目标在于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并非是仅仅解决法律冲突。因此，致送的深层本质并非是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纯粹的技术技巧，而是通过解决法律冲突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法律机制，即所谓 “反致法”（致送法）。[9]
　　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本文对致送作以下定义：所谓致送，是指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根据法院国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冲突规范来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促进并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民商法律秩序的一种冲突法机制。

（三）“致送”的样态——理念、方法、制度及原则的多层复合

　　“致送”在从学说法上升为国家法的制度化历程中，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在法律价值层面，其具备理念的形态饱含丰富的价值因素而并非一套纯粹的技术空壳。在传统国际私法时代，“致送”自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开始就具备了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以维护内国经济利益的理念，之后，随着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其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的手段得到强调，达成判决结果的一致成为普适的价值标准。进入现代国际私法时代以来，那种认为“反致条款之能在某些条件限制下，使各国法院对同一案件，得到统一判决外，别无他种价值”的观点遭到有力的批驳，[10]致送价值的综合观得以确立，个案公正合理的现代目标得到弘扬和重视并居于价值体系的核心，[11]实现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秩序化和安全成为了新的时代追求。[12]致送正是上述多元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在法律方法层面，致送显现为选择处理案件准据法的思维、方式和技巧，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8条第二款规定：“如特定法律选择规则的目的在于使法院就案件事实得出的结果与另一州法院审理该案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则法院可适用该另一州的法律选择规则，但要考虑实际可行性。”该规定虽未采用致送（反致）的术语，但实际上致送（反致）被当作为结果选择的技巧而存在。[13]在法律规范层面，考察各国立法实践，致送则具有制度及原则两种样态：前者如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1987《瑞士国际私法法规》，致送被规定在法典的分则中作为一种例外的制度适用于继承、民事身份、亲属等若干有限领域；后者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则将致送规定在法典总则中，作为一条普适的原则。多种样态不同层面的复合，组构了致送错落有致的立体式图景。

二、正当基础与制度建构：致送作为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的考察

（一）正当基础——基于纠纷解决的历史性及中国语境的现代性辨析

　　对反致理论论战的各种论据，有学者在法哲学方法论角度将其进行梳理并归纳成为以下三大类：一类为“教条论”（Dogmatic arguments），其从概念主义出发，以冲突法的逻辑纯粹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国家主权论、逻辑论和修正的逻辑论；另一类为“功能论”(Functional arguments)，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冲突法体系的功能目的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围绕“实现判决一致性”、“适用法院地法”和“适用较好法”展开的争论；第三类是“技术论”（Technical arguments），主要从反致操作可行性展开论战。[14]可见，传统反致理论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其局限于从自身的属性上去寻找存在的合理性和制度化的正当依据，这无疑落入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窠臼。“有国家，有社会，有纠纷，就有法”，法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其赖以维系的各种物质生活条件所构成的社会基础，一项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植根于其所立足的社会土壤，致送的制度化根据亦深深隐身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
　　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实体法机制到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多元机制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15]其实体法机制及程序法机制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的古代欧洲。古希腊的商业惯例如在海上贸易中心的罗得岛地区发展起来的罗得岛法（Lex Rhodia）作为共同的原则适用于整个城邦社会，而古罗马的万民法则成为适用于罗马人与外国人以及外国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规则，成为早期普遍主义的实体法机制的雏形；而为适用这些普遍规则处理跨国争议的特别法庭，[16]尤其是古罗马的外事裁判官制度则是程序法机制的原始发端。进入属人及属地主义时代后，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转而适用内国单边的实体法，步入漫长的特殊主义时期，直到19世纪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肇始，才逐步趋向对普遍主义的归复。程序法机制则从托勒密王朝时代开始演变，[17]仲裁、诉讼等各项制度日逐完善、不断丰富。作为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第三类手段的冲突法机制，其出现则是较晚的事，是纠纷解决法克服实体法机制缺陷的必然。欧洲大陆进入13世纪后，跨国性商业往来尤其是区域性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各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激烈争夺对跨国纠纷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法律冲突问题应运而生。意大利的各城邦国家渐发现，一律适用内国实体法并不总能带来公平合理的结果，无视外邦国家利益和法律的裁判往往得不到外邦的承认和执行，从而影响及阻碍跨国民商关系的发展。出于公平合理处理跨国纠纷以促进国际民商关系顺畅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外国实体法的效力并予以适用便是司法实践多国博弈的结果。冲突规范宛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凭借巴托鲁斯的智慧以“法则区别说”的原态迅速照亮了整个欧洲的夜空。戴西和莫里斯在分析英国冲突法实践后指出，“反致的产生，就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历史”。[18]出乎巴托鲁斯意料的是，他为解决各国实体法律冲突而殚精竭虑创造的冲突规则，会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卷入到无穷的冲突漩涡之中，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在经过冲突规范解决实体法冲突的问题后，又遭遇了冲突规范之间“二级冲突”的新难，致送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以达到最终有效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的手段和新机制终被催生。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冲突规范通过规定的连结点来寻找处理案件的实体法，这种选法机制对准据法指向的是包含冲突规范在内的外国法律体系，并非具体的法律规则，外国冲突规范被指引和适用就具有逻辑基础；传统冲突法机制是种“分配法”或“管辖权选择方法”，其在确定处理纠纷的准据法前并没有考察该法的内容，对适用该法所产生的后果无从知晓，无法保证案件的处理达到公平的预期。即便现代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传统僵硬的冲突法机制进行改良后，由于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最密切联系地法也只能满足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获取立法的公平而不能确保个案正义的实现，就需要进行新一轮法律选择对不良的适用后果加以矫正，这是致送产生的客观基础。当代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致送，则是其正当性强有力的彰现和明证。当然，各国对各种致送类型的接受程度是一个国情问题，取决于一国国际民商关系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民商纠纷的实际情况。正是国际民商关系发展水平和国际民商纠纷情况的不同，导致各国致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千差万别。
　　在当代中国，致送的制度正当化具有独特而复杂的语境。首先是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我国正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向现代的开放型社会转型，国际民商关系、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蓬勃发展，国际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近年来，我国公民和侨民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非洲屡次遭受抢劫、劫持、绑架甚至杀害，在俄罗斯遭遇禁售令等事件均表明，如何保护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在外侨民以及人员的合法权益成为严峻问题。我国法院在处理这些国际民商纠纷时，如接受反致适用我国的实体法律，或者事件发生国法院接受转致适用我国公民和侨民的属人法即我国实体法，即有利于对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在外侨民以及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其次是“一国两制”的宪政语境。实行“一国两制”，我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形成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根据保持法律50年不便的原则，区际法律冲突成为社会新现象，成为解决区际纠纷的“拦路虎”，甚至影响“一国两制”的稳定。因此就有必要规范致送制度，协调冲突规范的冲突，消除其对区际民商秩序和“一国两制”宪政制度的不利影响。香港、澳门和台湾均规定了致送，我国大陆也应在立法上接受该制度。最后是法律发展滞后的制度语境。我国正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阶段，相应的许多法律规定得不够合理和完善，与发达国家的法律相比相落后，因此对国际民商纠纷适用国际惯例或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可能要比适用我国实体法更能体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裁判结果会更公平合理，更能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必要规定转致制度以实现此种裁判期望。

（二）补救原则——致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中的定位与建构

　　考察各国立法，致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定位：一是例外制度论，致送被规定在国际私法法典的分则中，仅适用于继承、身份、家庭等有限的领域；二是基本原则论，将致送规定在国际私法总则中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对绝大多数领域均接受致送对外国冲突规范的援用。例外制度论的理论依据是，随着法律统一化和趋同化的发展，特别是本国法与住所地法两大法律适用主义的融合，各国冲突规范的冲突性质不断削弱；同时，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大原则的广泛采用，增强了现代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与合理性，从而在合同、侵权等领域排除了致送功能的发挥。事实上，法律统一化和趋同化现今还主要表现为区域性运动，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冲突法大一统是个纯粹的乌托邦，只要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各国冲突法的分歧就不可避免，致送作为协调冲突法冲突以公平处理国际民商争议的机制就具有客观基础。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现代灵活化选法方式尽管较之传统硬性冲突规则能得较为合理的准据法，并不排除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立法预制的最密切联系地法不再具有与国际民商纠纷的最强联系，或者由于具体案件错综复杂，立法指引的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不能实现实质公平的预期，这就需要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作新的发展，对此种不当的适用从满足个案公平的价值层面加以补救与矫正。因此，现代的灵活性的选法方式与致送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是种互补关系，排除致送在合同、侵权等领域的使用而将其限制在继承等若干的领域是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致送具有对冲突规范的普遍的矫正功能，应作一项原则适用于国际民商纠纷的各领域。但将其推崇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则有过当之嫌。基本原则论主张法院国对外国法的指引一律指定冲突规范，其实质是完全否定了内国冲突规范的合理性和效力，无疑取消了内国冲突规范应有的地位。以灵活的选法方法为核心的现代冲突规范，其适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使国际民商纠纷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果，其正当性和法律效力是值得肯定的。其适用不能满足个案公平的要求，仅是个别、例外的情形，因此致送对现代冲突规范的补救及矫正功能也仅在某些特定场合才得以发挥。相对冲突规范，致送在国际民商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就只是一种补救机制或矫正机制。据此，本文认为，致送可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的补救原则规定在国际私法法典总则。具体条款可作如下规定：“如本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本国或外国的实体法不能使国际民商争议得以公平处理，则接受本国冲突规范对外国冲突规范的致送，根据外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实体法律来处理国际民商争议。”

三、司法价值与适用规制：司法衡平的破冰理路

（一）价值与场合——司法适用冰封状态的融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致送的适用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至今没有出现过相关的案例。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法解释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部分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或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的实体法，而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明确在合同领域排除致送适用的可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致送作了模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适用的实体法”，学界有观点认为此条“确定适用的实体法”的语句表明了对外国冲突规范的排除，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此种观点因而从整体上放弃对致送的适用；另一方面是法官对致送的样态作了过于狭窄的理解。如前所述，致送具有多种样态，是理念、方法、制度和原则的复合。但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对致送的把握也仅局限于其在法律规范层面的显性样态——制度和原则，认为立法上没有关于接受致送的规定，致送的适用就缺乏正当依据，完全忽视其作为实现公平理念的手段及选法技巧的隐性价值。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立法没有明确接受致送的条件下，法官还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致送的。首先，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部分第（五）条的规定已因《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废止而丧失了法律效力，并且现行《合同法》也没有明确排除致送在合同领域的适用；其次，上述《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仅表明法律选择的最终结果是选择某国的实体法，并没有排除在法律选择过程中适用外国冲突规范的意图，因此并未明确拒绝致送。[19]最后，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并非是机械的运用，而是包含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价值分析与判断的过程，同时立法总会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这都给作为公平理念的形态及选法思维技巧样态的致送创造广阔的适用空间。
　　致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在于：一是实现个案的公平。在内国冲突规范的适用导致具体案件出现不公平、不合理的场合，致送即作为一种补救手段，发挥对不合理冲突规范进行个案矫正的功能，以保证案件得以公正妥善的解决；二是获取判决一致以促进民商交流的秩序化。在“一国两制”形成多法域共存的区际社会，促使案件无论在哪个法域起诉均能获取一致的判决，对区际民商交流秩序的形成和日后统一冲突法的制订将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领域和场合，致送的适用可以满足此种期望；三是满足保护弱势群体及我国公民利益的需要。[20]如前所述，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公民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适用致送就有利于有利保护弱势群体及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致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场合有：一是立法规定接受致送的场合。如日后的《民法典》或《合同法》司法解释等接受致送制度，则法官可依据成文法相关规定进行适用；二是冲突规范适用出现偏差的场合。如内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实体法导致案件处理的不公平、不合理，则法官可以适用致送制度，适用外国的冲突规范进行矫正，选择有利于实现个案公平的实体法。三是自由裁量场合。对于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法律适用事项，比如“最密切联系地法”的确定，致送即提供了一种确定方法，法官可以依照该机制的指引，在内外国冲突规范逐个考察其与案件的联系紧密程度，最终确定合理的准据法。四立法空白的场合。对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际民商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进行类推适用，按相近似的法律处理。当类推选择的实体法不利于实现公平时，法官就可以转而适用该国对此事项的冲突规范进行选择，其中可以应用致送进行广泛的选择，直到寻找到合适的实体法对纠纷进行公平处理。

（二）原则与方法——司法衡平理念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