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乡市人民政府网站

新政办〔２００５〕１８５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新乡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新乡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采购代理机构的采购行为,提高采购活动的效率,保障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工作服务质量,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根据《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和《河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是指集中采购机构和依法经认定资格的其他采购代理机构。
　　第三条采购代理机构组织政府采购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
　　第四条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审定的采购方式和法定的采购程序组织政府采购活动。
　　第五条采购代理机构进行政府采购活动,应当符合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原则、做到采购效率更高、采购质量更优和服务更好。
　　第六条监察、财政、审计部门依法按照职责分工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及其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采购代理机构采购活动
　　第七条采购代理机构接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与采购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确定委托代理的事项,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八条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批准的预算和财政部门审定的采购方式组织实施采购活动;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采购方式的应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原因和拟采用的采购方式,报财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采购代理机构应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及时进行市场调研,结合采购项目的规模特点和时间要求,以及以往采购经验和采购成本等因素,制定详细的采购方案,确定具体采购时间。
　　第十条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有关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及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
　　第十一条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和排斥潜在的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对特定项目有特殊资格要求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应当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公布投标人资格条件,对投标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只有符合资格预审条件的供应商才能获得招标文件。对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的情况应在评标报告中详细说明。
　　第十二条采购代理机构应依法成立评标委员会(或谈判小组、询价小组)。评审专家原则上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经办人在财政部门监督下从财政部门管理的政府采购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特殊情况下,经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同意,也可以由财政部门专家库维护管理人员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后,推荐给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邀请公证机关参与公证的项目应在公证人员监督下抽取评审专家,采购金额较大的项目还应通知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评审专家的抽取工作。
　　对技术复杂、专业性极强的采购项目,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评审专家的,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应提出书面申请,报经市财政部门同意,可以采取选择性方式确定评审专家。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指定评审专家或干预评审专家的抽取工作。评审专家抽取结果及通知情况应当场记录备案,以备后查。
　　第十三条采购代理机构应做好采购活动前的准备工作,保证采购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招标项目或对公共利益有较大影响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当在开标或采购活动开始前通知同级财政、监察及审计等部门,必要时还应邀请公证部门进行公证。
　　第十四条采购代理机构应做好竞争性谈判、询价和单一来源等非招标采购方式的组织实施工作,按照法定的采购程序,制定具体的非招标采购方式工作流程,明确各环节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采购组织人员的监督。
　　第十五条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
　　第十六条采购代理机构应根据评标委员会(谈判、询价小组)的评议结果,在采购活动结束的一个工作日内,将中标(成交)候选人在指定的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若无异议,向中标(成交)供应商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将应当备案的委托招标协议、招标文件、评标报告、采购合同等(包括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活动)文件资料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后,应当及时作出答复。对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必须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同时将有关情况报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表其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代理机构应以采购人名义签订合同,并提交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经办采购的人员和负责采购合同审核、验收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负责供应商履约验收的,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项目验收,并在验收后向财政部门出据验收报告。
　　第二十条采购代理机构应妥善保存政府采购项目每项采购活动的所有采购资料,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擅自销毁。采购文件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第二十一条采购代理机构应按时向财政部门报送代理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和完整。
　　第二十二条采购代理机构对其工作人员要加强教育和培训;对采购人员的专业水平、工作实绩和职业道德状况定期进行考核。采购人员经考核不合格的,不得安排其继续在原岗位工作。
　　第三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日常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年终会同监察、审计等部门对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全面检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布。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门对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采购代理机构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情况,有无违纪违法行为。
　　(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包括集中采购目录或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否按规定的采购方式执行,采购程序是否合理合法,接受采购人委托完成其他采购情况等。
　　(三)集中采购机构建立和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包括是否建立岗位工作纪律要求,工作岗位设置是否合理,管理操作环节是否权责明确,是否建立内部监督制约体系。
　　(四)集中采购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情况。包括是否遵守有关法律、规章制度,是否开展内部培训和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培训。
　　(五)基础工作情况。包括日常基础工作和业务基础工作。日常基础工作有:政府采购文件档案管理制度是否规范有序,归档资料是否齐全、及时。业务基础工作有: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发布率,招标文件、招标结果和合同备案率,擅自改变采购方式率和质疑答复满意率,有关收费和资金管理情况,有关报表数据是否及时等。
　　(六)采购价格、资金节约率情况。包括实际采购价格与采购预算和市场同期平均价格的比较情况等。
　　(七)采购代理机构的服务质量情况。包括是否及时向采购人提供服务,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组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是否及时会同采购人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采购人对集中采购机构服务态度和质量的满意度,是否公平公正对待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等。
　　(八)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情况。包括是否制定廉洁自律规定,是否有接受采购人或供应商宴请、旅游、娱乐的行为,是否有接受礼品、回扣、有价证券的,是否在采购人或供应商处报销应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其他不廉洁行为等。
　　第二十五条财政部门对采购代理机构按规定要求报送的采购项目实施方案、公告信息、招标文件、评标报告等有关采购活动资料进行审查。对其中的重大采购项目和技术复杂的采购项目,可视情况与监察、审计部门共同对采购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
　　第二十六条财政部门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责令采购代理机构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采购代理机构应按要求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告财政部门。
　　第二十七条审计机关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政府采购各当事人的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十八条监察机关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行政监察。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九条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一)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二)应当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信息而未公告的;
　　(三)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
　　(四)以不合理的要求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供应商,对潜在投标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或者招标文件指定特定的供应商、含有倾向性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供应商的其他内容的;
　　(五)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六)在招标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者与中标供应商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七)未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将应当备案的委托招标协议、招标文件、评标报告、采购合同等文件资料提交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备案的;
　　(八)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条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一)与投标人恶意串通的;
　　(二)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三)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四)开标前泄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标底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情况的。
　　第三十一条采购代理机构有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违法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以罚款,可以依法取消其进行相关业务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采购代理机构违反有关规定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采购文件的,由财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代理采购的资格。其中涉及集中采购机构领导或工作人员的,移交监察机关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由新乡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