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诉法下当事人隐私的保护

——新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之裁判文书公开篇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中国人的厌诉心理决定了传统观念认为打官司是“丑事”，家丑不可外扬之下，很多人打官司不愿被他人知晓，故在公开裁判文书以增加审判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同时，还应注意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对当事人而言，申请不公开审理是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同时，裁判文书中应尽量避免对当事人直称其名，还应当特别制作一份通过技术处理的隐去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商业秘密的纸质裁判文书附卷供公众查阅、复制，否则可能使之前所有的保护工作付之东流。

关键词：

隐私、基本信息、审判公开

引言：

新民诉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此即裁判文书公开，由此引发的当事人隐私的保护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裁判文书公开的基本内容

裁判文书公开具有促进审判公正的实现、增强法院的公信力、为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搭建起桥梁并最终促进判例的形成等功能，是审判公开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举措，在新民诉法中明文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笔者认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仅可公开判决书和裁定书

调解书不在可公开之列，最高院的观点认为，理由是：“调解书是把当事人已经和解的内容予以司法的固定，没有法官的心证裁判过程，也没有法律规定的适用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内容，公开没有太多的价值功能。且，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作出了一些让步而不愿将调解书公开，其内心动因往往是想把纠纷的影响降低缩小。有时当事人作出的让步行为会对公众产生误导。故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角度考虑，调解书不必公开。”[2]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当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调解书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一般人认为，该法条仅是指在同一案件中调解时所作的让步和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不得作为同一案件裁判时对其不利的证据。但笔者认为，该法条所述之“在其后的诉讼中”应作扩大解释，扩大至之后所有的案件。理由：从该法条的立法精神看，该法条承认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有可能会作出让步、妥协或者承认一部分事实，而这些有可能不是客观事实或者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在哪一种情形中让步、妥协更多？很明显，之所以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根本原因就是当事人让步程度不够以至于对方接受不了，所以达成调解协议时所作的让步肯定会比未达成调解协议时大，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未达成调解协议时所作的让步（较小的让步）都不能成为裁判时不利于其的证据使用，那么更大的让步和妥协——达成调解协议时所作让步反而能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明显是说不过去的，也不合乎正义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可看到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只规定了判决、裁定可参照适用，未规定调解；无独有偶，证据规则第九条亦仅规定了“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从“裁判”二字可看出，亦未包含调解书。因此，司法实务中一般不接受调解书作为证据。也正因为如此，裁判文书公开也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便于当事人作为证据引用，引导公众举证。

（二）公开的方式分为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

所谓主动公开，即由人民法院主动公布在互联网上，也即电子文档的公开。所谓被动公开，即人民法院档案室被动地提供给公众查阅、复制，也可称纸质档案的公开。主动公开时，法院容易对一些当事人隐私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但被动公开时，因裁判文书本身是一个整体，就极易造成当事人隐私的泄露。

（三）可公开的内容包括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

裁判结果公开是裁判文书公开的固有内容，是指法官在综合全案证据及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所作的具体判定。

裁判理由公开，最高院的观点认为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是裁判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三是裁判适用的法律的理由。[3]最高院的观点还认为，“应以完整公开为原则，以部分公开为例外，即在公开的内容上应是对民事裁判文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的全文公布，而不允许任意裁剪。”[4]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新民诉法下对裁判文书公开的幅度非常大，这必然带来一个当事人隐私的保护问题。

二、当事人隐私的自我保护

表面上看，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新法在第一百二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分别规定了原告在起诉状中、被告在答辩状中应明确记明其各自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这等于说，原、被告只要确实参加了诉讼，其个人基本信息就完全裸露在法院的面前，完全身不由己，而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也会将上述信息毫无保留地予以记明，隐私的自我保护故根本无从谈起。

但笔者发现，新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中“但书”的规定与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情形非常相似。对此，最高院亦给出了明确的观点：“凡是不公开审理的民事案件，裁判文书一律不公开。”。[5]据此，笔者认为，当事人为保护自身隐私，在诉讼中亦可有所作为。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就是当事人可资利用的有利武器。换言之，任何民事案件，当事人均可以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为由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究竟是否真正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是待定事实，一般需开庭审理才可确定，而是否公开审理却需在开庭前确定，故为安全起见，法院一般都会同意当事人的不公开审理申请。

三、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

（一）新民诉法下当事人隐私保护的形势
浅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和村民诉村民委员会为例子

项露鲁


[摘要]：随着人们法律观念的不断深入，民主化不断加强，从以往民告官案子接近于零到现在日渐增多，但是百姓的胜诉率还是不高，行政机关的干涉时有存在。这也体现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不够完善，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遏制这种现象。有大量的行政诉讼案子处于悬挂状态，没有明确的法条和规范，这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判权，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几年前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村民起诉村民委员会等引起了我国法学界，法律界对高校和村民委员会是否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的探讨，形成了几种意见。从中也体会到确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引言：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重要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4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经有15年的历史。《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不仅有效保护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法治化的进程，将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轨道，提高了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它无疑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进入重视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权力的新阶段。但同时也难免存在很多的问题，在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时候存在资格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有时还出现无被告的地步，从中暴露出种种问题有待于在以后的行政审判中不断的完善和改进。

事物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之前从未出现的问题都出现在了现实的社会中，“民告官”的案件不断出现在法院，这是一种法制建设的成果和民主化的体现，之前行政诉讼案件的胜诉不高，但近些年这类案件的胜诉率有所增长。据最高法院的统计表明，原告胜诉的比率有所下降，江必新教授指出，从全球范围看，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胜诉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比率在中国如此之高，说明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亟待进一步规范，同时也表明法院有能力通过行政审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并非“官官相护”。(1) 1999年田永案就是一个重要案例，在该案中，虽北京科技大学就自身的被告资格提出异议，但这一问题却是法院在审理时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法院审理中曾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学校不属于行政机关，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因此北京科技大学不能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校虽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学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履行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学校在依法履行教育行政管理中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这就成为许多法院仍不受理此类案件的直接原因。但是，从长远看，在本案中把作为适格被告的高校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依据的解释在理论上并不彻底。这是因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个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法律术语，《行政诉讼法》本身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予以清楚的界定。有学者指出，行政法学界有必要跳出将行政诉讼主体限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狭隘视野，借鉴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引入公务法人的概念。关于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问题，历来都有争议，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统一。有的学者认为，村民委员会和政府的共同行为中，一般应该将村民委员会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村民委员会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 如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诉乡蒸发增加农民负担的案件时，发现有些乱收费、乱摊派是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有的村民委员会不给村民责任田，小孩子户口不给开据出生证明。由此引起关于村民委员会是否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争论。(3)一种意见认为，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属于社团法人，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另一种意见认为，村民委员会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村民委员会享有一定的行政权，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有权管理属于集体村民所有的土地。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村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先想村民委员会提出用地申请，由村民委员会报人民政府批准。所以，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管理集体土地，向政府申报村民的用地申请等，是村民委员会的法定职责。据此，可以将村民委员会视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有关方面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4)本人认为。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处理某些行政争议案件，“社会效果是好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不论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当下制度的设计：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对应

1．行政主体概念以及我国的法律规定

自从行政主体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以来，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现在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促进和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理论中主体范围过窄、不利于相对人诉讼等弊端不断显现，已经落后于甚至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对现在的行政主体理论的价值、功能进行重新定位，通过对行政主体概念的新的理解来重新构建行政主体理论。关于行政主体的概念，学者们的表述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5)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主体特指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权（表现为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行为效果承担责任的组织。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主体是享有实施行政活动的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活动，并因此而承担实施行政活动所产生责任的组织。人们普遍认可的说法是：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能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组织。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我国行政主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行政主体只能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尽管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都是由公务员做出的，但公务员是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职权，公务员本身并不是行政主体。公务员以自己名义实施的活动属于个人行为。第二，行政主体是实施国家行政权的组织。不是社会中的所有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只有那些享有行政职权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第三，行政主体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能够在做出行政决定的法律文书上署名。行政机关的某些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和临时机构以及受委托的组织虽然也能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不是行政主体。根据上述特征，在我国，只有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某种特定行政职权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

2、当下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法律规定

而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包括两种，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6)从理论上来看，有关行政诉讼被告条件的说法虽然不少，但实质条件有三：1、必须是行政行为主体；2、必须是行政职权主体；3、必须是责任主体。按照行政法的理论，行政主体的法律资格要件一般有三：1、主体必须是享有行政职权的组织；2、主体必须是能够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3、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组织。所以，笔者认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权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地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这是对行政诉讼主体最基本的概括，也是比较确切的一个定义。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确认行政诉讼被告，二者联系的纽带就是责任承担问题。因为根据现在的行政主体理论，必须是能够对自己的行政行为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而“独立承担责任”的表现就是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也就是说行政主体承担的是形式上的责任。二者联系太过紧密又直接造成两个弊病：一是不便于相对人诉讼。我国的行政组织系统庞杂，哪些是行政机关，哪些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还有行政机关的各种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临时机构以及受委托的组织，甚至连专业人士也往往理不清头绪，普通的相对人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辨清谁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连应当起诉谁都无从知道。二是为法官讨好政府，明哲保身提供了口实。行政系统一般是实行首长负责制，出于他们政绩着想，官员们是非常不希望自己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因此当他们受到起诉时，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给法官实行压力。由于我国司法组织体制的不健全，法官甚至法院的命运一般掌握在当地政府手里，法官们迫于各种压力和为了自己前途，就会抓住被诉机关不是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诉讼被告这根“救命稻草”，对相关案件不予受理。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受到很大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当下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缺陷

1、行政诉讼被告确定复杂化

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对应关系，在我国法治还不够完善的今天，在行政诉讼法发展的初步阶段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以及行政诉讼实践的推进，以行政主体为标准确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缺陷已经显示出来了。我国的行政机构比较其它国家为复杂，其结构隶属关系，职权的划分是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问题，使得被告的确定比较的复杂，从而增加了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难度和成本，也违背了救济程序简便易行的原则，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2、公权力救济出现真空。

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权行使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化，而按照传统的行政主体标准理论，一些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如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事业单位则在法律的监督之外，出现了权利救济的真空。

3、行政主体标准缺乏科学性。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是个程序问题，而行政主体是个实体的问题。所谓行政主体标准，实为合法主体标准，也就是只有合法行政主体才能成为适格被告，这意味着在起诉审查阶段就要解决行政主体是否合法的问题。

4、以行政诉讼为基点，从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出发来构建行政主体，偏离了建立行政主体的根本目标。

保证行政组织的完整统一和连续，使行政主体成为一个个分离、孤立的机关本身，无法解决我国行政组织中复杂的关系，并无益于我国行政组织系统的改革和建设，而且也违背了所借鉴的国外行政主体理论的基本精神。以行政诉讼为出发点来构建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有本末倒置之嫌。

5、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也使得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存有先天不足和缺乏根基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行政主体的规定不够全面和完善，从而使得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定存在先天的不足，缺乏最基本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