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行政赔偿若干规定
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行政赔偿若干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合法、及时、准确地处理行政赔偿案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处理行政赔偿案件，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履行赔偿义务的机关。
第三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本机关负责赔偿工作的机构或者负责赔偿工作的人员。
设有法制工作机构或者复议应诉机构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由法制工作机构或者复议应诉机构具体承办赔偿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行政赔偿，应当向被申请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赔偿请求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单位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赔偿请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被申请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第五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对赔偿申请进行审查，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属于本机关管辖，请求人具有要求赔偿的法定资格，符合请求赔偿的法定期间和范围，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事实根据的，应予受理并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
（二）不符合本条（一）项规定的，裁决不予受理并书面告之理由；
（三）赔偿申请未载明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内容之一的，应当书面通知请求人于五日内补正，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请。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将行政赔偿申请受理通知书副本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六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承办行政赔偿案件的工作人员与行政赔偿请求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七条 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应当依法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并查明以下事实：
（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给赔偿请求人造成损害及损害的程度；
（二）赔偿请求人已受到的损害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需对赔偿请求人实施赔偿的具体方式和标准。
第八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提出具体的行政赔偿意见并填写《赔偿损失审批表》。
被依法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给赔偿请求人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或者与赔偿请求人所受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不予赔偿。
被依法确认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造成赔偿请求人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根据不同情况，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能够返还财产的，予以返还财产，应当返还的财产已经上缴财政的，申请财政机关发还；
（二）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
（五）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和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六）对财产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七）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或者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赔偿。
第九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根据予以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意见制作《行政赔偿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制作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赔偿请求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住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单位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申请赔偿的主要请求和理由；
（三）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
（四）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
（五）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不服或者对赔偿数额有异议向法院起诉的期限；
（六）作出决定的年、月、日。
《行政赔偿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由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法定代表人署名，加盖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印章。
第十条 行政赔偿需支付赔偿金的，由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或者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
第十一条 对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行政赔偿的责任人员，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视其责任大小，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追偿的具体标准由市政府法制局会同财政局共同制定。
经济追偿由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在《赔偿损失审批表》中一并填写，经本机关办公会议决定后，书面通知被追偿人。
第十二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在将《行政赔偿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的同时，应当与《赔偿损失审批表》和有关文件或者文件副本报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监督同级政府部门行政赔偿案件和经济追偿责任的实施。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自收到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报送的《行政赔偿决定书》等有关文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审核意见，需赔偿和需对责任人员进行经济追偿的，应当制作《行政赔偿及经济追偿审核建议书》，报同级政府首长同意后，送达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并抄送同级财政机关。
对重大的行政赔偿案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会同财政机关共同审核。
第十四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赔偿费用或者申请返还已经上交财政的财产，应当持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出具的《行政赔偿及经济追偿审核建议书》，并按《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提供有关文件或者文件副本。
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财政机关应当确定一定数额的行政赔偿费用，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十六条 财政机关可按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发生的赔偿费用的10％扣减其正常经费，但扣减数额最多不得超过其全年经费的30％。对有预算外收入的机关，可按上述比例扣减其预算外资金支出计划。
第十七条 行政赔偿请求人向被认为侵权的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其中一个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的，该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后，应当先予赔偿。赔偿费用与共同行使职权的其他赔偿义务机关协商分担。协商不成的，由先予赔偿的机关报其共同上级机关裁定。
第十八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有关责任人员对其承担的经济追偿责任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诉。但在上一级行政机关未作出撤销或变更原追偿决定前，不停止执行。
收缴的追偿费应当缴同级财政机关。
第二十条 复议机关依法承担行政赔偿义务的，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发生的经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赔偿案件的备案、审核及赔偿费用核拨，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市公安机关发生的刑事赔偿案件，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1月2日
论器官捐赠合同是否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人类医学的重大进步之一。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恢复了健康。在这种情况下，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器官移植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当前，随着人们生命观念的日益科学化与理性化，捐献自己可支配的器官以救助他人的生命，已成为不少人实践社会主义道德、延续自己生命价值的重要形式之一。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器官移植法，医疗实践中对器官捐献的操作通常都较为谨慎，一般都要求捐赠与接受的双方签订器官捐赠合同，因而引发了笔者所欲探讨的如下问题：器官捐赠合同的性质是什么？器官捐赠合同是否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就目前来看，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器官捐赠合同也是赠与合同的一种，因而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而也有学者则认为，器官捐赠合同有别于一般的赠与合同，一般的赠与合同是对财物（或财产）的赠与，而器官捐赠合同则是对器官这一非财物的赠与，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是对财产性赠与合同的规定，因而对器官捐赠合同这种合同，不应当适用这些规定。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其实都没有对器官捐赠合同的种类加以全面考虑，因而都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由于器官移植包括人体器官移植（即用他人的器官作为供体器官进行的移植）、跨种器官移植（即用动物的器官作为供体器官所进行的移植）以及人工器官移植（即用人工制造的器官进行的器官移植）三种形式，因此，器官捐赠合同实际上也相应地包括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及人工器官捐赠合同三种合同。这三种器官捐赠合同在性质上存在着重大的不同，因而其法律适用也是不尽相同的。本文拟就此浅发拙见！

一、器官捐赠合同的性质的分析



如上所述，依据器官移植种类的不同，器官捐赠合同可以被分为三种：其一是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人体器官为标的的捐赠合同，具体又可分为活体器官捐赠合同和遗体器官捐赠合同；其二是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与人类没有免疫排斥反应或虽有一定免疫排斥反应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为人体克服的某种动物的器官为标的器官捐赠合同；其三是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人工制造的器官为标的的捐赠合同。这三种合同在性质上是不尽相同的。

首先，就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来说，无论是活体器官捐赠合同还是遗体器官捐赠合同，作为其标的人体器官，都有着很强的人身属性，从而使得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也具有明显的人身属性。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是对作为人体或遗体组成部分的人体器官的处理，这种处理是以人体器官被从人体这一整体上摘取下来为表现形式的，它所直接针对的是人的身体。这就决定了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是一种只宜由人身权法来加以调整的人身性质的合同，而不是一种可以由财产权法（尤其是合同法）来加以调整的财产性质的合同。

其次，就动物器官捐赠合同来说，它主要是随着跨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生物学上来说，人体器官对于动物器官会产生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这种反应使得跨种器官移植存在着相当大的技术难度。为此，不少专家一直在探索克服这种免疫排斥反应的方法，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使得发现并找到合适的可用于器官移植的动物器官成为一件相对很困难的事。当前，由于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极为有限，因此，对患者进行跨种器官移植也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严重不足，拯救患者生命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免疫排斥的客观存在，使得跨种器官移植存在相当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专家选择合适的动物器官，并对所需移植的动物器官进行免疫排斥反应方面的技术处理，以避免发生免疫排斥反应，无疑是跨种器官移植成功进行以及作为跨种器官移植受体的患者生命权益的基本保障。这就使得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具有了财产合同的性质，因为动物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动物器官）是经多次实验才得以发现并经人工高新生命技术处理了的动物器官，对这种器官的人工技术处理使得该动物器官实际上包含了人的劳动，从而成为具有可交换性的商品或财物。而且，即便退一步，从法律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讲，动物器官捐赠合同的财产合同性质也还是很明显的。民法上所指的人身关系与人身性主要是针对人来说的，并不包括动物，动物作为一种财产，依法只能够成为法律的客体，而动物器官作为动物身体的一部分显然也就不具有人身性而只可能具有财产性。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以动物器官为标的的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只可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捐赠合同，而绝非是一种人身性质的捐赠合同。

再次，就人工器官捐赠合同来说，这种合同不同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它也是一种财产性质而非人身性质的捐赠合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之所以不同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主要是由人工器官与人体器官的差异决定的。与人体器官直接自生于人体不同，人工器官是人们通过医学技术仿效人体器官的功能而生产或制造的可以用于人体生理活动的器官，它不具有自生性，不是人体本身就有的，而是一种凝聚了人类劳动、可以用来作为商品买卖的物。人体器官，无论是活体器官还是遗体器官，都是不允许买卖的，因而也就不是商品；而人工器官则可以买卖，客观上也确实是一种医用商品。这就决定了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在性质上只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合同而不是一种人身性质的合同。

二、器官捐赠合同未必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我们以为，以上三种器官捐赠合同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在法律的适用上也必然存在着不同。具体来说，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及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则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一）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这是因为：

首先，《合同法》中规定的赠与合同只适用于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于人身性质的赠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185条明确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可见，我国《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的标的只能是财产而不能是人身，而人体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器官）则显然是人身而不是财产。从法理上来说，将适用于财产性质的合同的法律规定适用于人身性质的合同存在无法逾越的理论障碍。

其次，由于人体器官买卖在伦理及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而人体器官捐献又以无偿捐献为原则，因此，作为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捐赠人在人体器官移植中完全处于决定奉献者的地位。假如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则对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人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且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依《合同法》第186、第188条的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不可以撤销赠与；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还可以要求交付，赠与人依法有义务交付。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显然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而由于器官捐献实际上总存在着一定的医疗风险，因此，假如适用以上规定，则极有可能会给捐赠人造成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例如医生在摘取其捐献的器官时不慎伤及其其他器官），从而出现受赠人的生命健康权优先于赠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情况。这不仅从法理上无法解释现代立法所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庄严宣誓，且会因此而使人们不愿再捐献自己的器官，不利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此外，依《合同法》第189条的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人来说，其在捐献器官得不到任何利益和好处的情况下，自愿捐献器官本是为了发扬风格，为他人及社会做贡献，假如因为其在作出捐赠器官的意思表示后仅因为其自身有过错造成其已捐献但尚未取出体内的器官受到损伤或者功能受损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不但对于捐赠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就是对于一般公众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

再次，《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某些规定对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来说，客观上也存在适用不能的问题。例如，依照《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的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财产。”而实际上，假如人体器官捐赠人所捐赠的器官已经被移植入受赠人的体内，则受赠人根本就无法再返还所捐赠的器官；而且，法律出于对既成事实的尊重以及对受赠人生命权益的保护，也不宜允许或要求受赠人将该器官返还。可见，《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合同的规定客观上也根本就不能适用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

（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则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换言之，现行《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这是因为，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动物器官和人工器官）并不具有人身性，从民法的角度来说，它们只能被界定为一种财产，而这类合同也因此而只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对于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显然应当适用《合同法》中专门用来调整财产合同关系的赠与合同的规定。这在法理上是不应存在任何争议的。此外，这些规定客观上也存在被适用于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的可行性或必要性。具体而言，就其可行性来说，由于不涉及到供体的生命健康权问题，现行《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所有规定，均可以适用于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而这种适用并不会产生利益关系失衡的问题。就其必要性来说，由于这两类合同会直接影响甚或决定受体的生命与健康，因此，适用现行《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则可以有效地保障受体的生命权益。例如，由于这两种器官捐赠合同都属于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合同，因此，依照《合同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对这类合同，无论作为赠与物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的财产权利是否已经转移，赠与人都不可以撤销赠与；而依照《合同法》第188条的规定，赠与人不交付所捐赠的器官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不仅如此，由于捐赠人所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将直接被用于器官移植，并将会直接影响到受赠人的生命健康，因此，赠与人负有保证不毁损所捐赠的器官并保证自己所捐赠的器官不会对受赠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的义务，假如其违背了这些义务，则应适用《合同法》第189条及第191条的规定。具体来说：因动物器官及人工器官的捐赠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毁损、灭失的，捐赠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赠与人故意不告知所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存在的瑕疵或者保证所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无瑕疵而造成受赠人损害的，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在法理上都是讲得通的，在司法实践中也都是可行的。因此，我们认为，与人体器官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不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本文发表于《山西审判》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