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
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2年修正)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1996年5月30日厦门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2002年3月29日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的管理，促进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提高投资效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辖区内进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或工程造价在100万元以上的下列建设工程项目，应按本办法实行施工招标投标：
（一）政府投资的；
（二）行政、事业单位自筹资金投资的；
（三）国有企业投资的；
（四）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
（五）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所占股份超过50％的企业投资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工程，建设单位决定实行施工招标投标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必须实行招标投标的，应遵照本办法执行。
抢险救灾、安全保密等特殊工程项目施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不实行施工招标投标。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建设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工程。
第五条 施工招标实行建设单位负责制。
第六条 施工招标投标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合法、择优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七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施工招标投标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施工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
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负责各自管理权限范围内的施工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督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第八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应当经公证机关依法公证。
第二章 招标
第九条 招标组织者应持有施工招标组织资格证书。
前款所称招标组织者是具有施工招标组织资格的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
不具备施工招标组织资格的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代理招标，必须签订书面代理协议。
第十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施工招标组织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施工招标组织资格证书。
施工招标组织资格实行年度验审制度。
第十一条 招标组织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编制招标文件，组织施工招标活动；
（二）选择和确定符合资质条件的投标人；
（三）根据评标原则决定评标、定标办法；
（四）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设工程项目已正式列入国家、部门或地方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二）建设工程项目报建手续已办妥；
（三）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四）已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基础工程临时建设许可证；
（五）建设资金和主要建筑材料、设备的来源已经落实，并能满足合同工期进度的要求；
（六）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三通一平已经完成或将其列入施工招标范围。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可采用项目工程招标、单位工程招标、特殊专业工程招标等办法。但对单位工程，除基础、二次装修、专业设备的分部工程因特殊原因可实行分部招标外，其他不得进行肢解招标。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可采用下列方式：
（一）公开招标，由招标组织者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发布招标公告；
（二）邀请招标，由招标组织者向有承担该工程项目施工能力的3个以上企业发出招标邀请书，并至少要有3个企业参加投标。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招标组织者；
（二）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
（三）报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发出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
（五）对投标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将审查结果通知各申请投标单位；
（六）召开招标会议，向合格的投标单位发售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技术资料等，并组织投标单位踏勘现场；
（七）组织设计人员、投标人对招标文件进行答疑，并形成书面材料分发投标人。
第十六条 招标文件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一）工程综合说明，包括工程名称、地址、招标项目、占地范围、工程规模和技术要求、质量标准以及现场条件、招标方式、要求开工和竣工时间，对投标企业的资质等级要求等；
（二）必要的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
（三）工程量清单；
（四）建设资金说明，外商投资项目须出具在本市注册的银行资信证明，其他投资项目须出具开户银行资信证明；
（五）工程款支付方式；
（六）主要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方式；
（七）特殊工程的施工要求及采用的技术规范；
（八）工程是否允许分包及允许分包的项目；
（九）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
（十）评标、定标办法；
（十一）招标、答疑、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的日程安排；
（十二）投标保证金的数额；
（十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主要条款；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招标文件以中文为准。
第十七条 招标文件发出后，招标组织者不得擅自变更其内容。确需变更的，经原审查单位认可后，应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通知参加投标单位，并重新确定投标截止时间，已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有权要求修改或返还投标文件。
第十八条 发出招标文件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小型工程不少于20日，大中型工程不少于30日。
第十九条 标底价应由工程成本、利润、税金和风险因素构成。
第二十条 标底价由招标组织者负责编制，作为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造价的预测或控制范围。一个工程只能确定一个标底价。
编制标底价时，工程量应依据规定的统一工程项目、统一计量单位、统一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标底价不得泄露。
第二十一条 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标底价超过投资计划时，建设单位应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章 投标
第二十二条 凡持有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签发或认证的施工企业承建资格证书和持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营业执照的施工企业，均可按本办法参加与本企业资质相符的施工投标。
未在本市注册的外地和境外施工企业参加施工投标，应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根据工程量和市场行情自主确定投标价；
（二）对要求优良等级的工程提出优良价格；
（三）对工期有特殊要求的工程，提出工期补偿费；
（四）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招标公告发布后或收到投标邀请书后，拟参加施工投标的施工企业应向招标组织者提供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资质等级证明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未在本市注册的外地和境外施工企业还须提供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参加投标的文件；
（二）企业职工人数、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数及平均技术等级、企业自有主要施工机械设备一览表；
（三）企业近二年来承建的主要工程及其质量情况；
（四）现有主要施工任务，包括在建和尚未开工工程一览表。
提供前款所列材料后，符合条件的施工企业即可向招标组织者购取有关招标文件。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一）综合说明书；
（二）工程量单价清单、各项独立费、总报价；
（三）主要材料、设备价格；
（四）施工组织设计；
（五）项目经理及其主要管理人员；
（六）对拟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主要条款的确认；
（七）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的证书；
（八）招标文件要求具备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六条 投标文件应加盖投标人法人印鉴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密封后，按规定的时间、方式送达。送出的投标文件发现有误或需补充，必须在施工投标截止前用正式函件更正或补充，函件应加盖法人印鉴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密封后送达。
第二十七条 投标价由投标人负责编制。投标人依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费用自主报价。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向招标组织者购取招标文件时，应同时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落标的，招标组织者应将保证金于定标后3日内退回。投标中标的，招标组织者应将保证金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签定后3日内退回。
投标保证金为3千元以上3万元以下，由招标组织者依据建设工程规模在招标文件中确定。
第四章 开标、评标、定标
第二十九条 开标、评标、定标工作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由招标组织者主持进行。
第三十条 招标组织者应自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召开开标会议。
第三十一条 招标组织者应当邀请评标委员会成员、投标人和公证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单位代表参加开标会议，当众宣布评标、定标办法，公布标底，启封投标文件及补充函件，公布投标文件主要内容。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文件无效：
（一）投标文件未密封；
（二）投标文件未按规定填写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未签字或未加盖法人印鉴；
（四）投标文件逾期送达；
（五）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议。
第三十三条 开标会议结束后，应即召开评标会议，评标会议采用保密方式进行。评标的时间，小型工程不得超过2日，大中型工程不得超过5日。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
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在开标会
议前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建设单位、招标代理机构的代表以及受聘的专家组成，总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受聘的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委员会。
第三十五条 评标应遵照评标办法，坚持报价合理，工期适当，质量可靠，施工技术先进的原则，并综合考虑投标人的业绩、承包能力和社会信誉等因素。
第三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向建设单位推荐中标优选方案。
建设单位根据优选方案确定中标人。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前，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透露属于审查、澄清、评价、比较投标人的有关情节、资料及推荐建议等情况。
第三十八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组织者应于3日内书面通知中标人和落标的投标人，退回落标的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和其他材料。
第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与中标人应在招标投标文件的基础上，于定标后10日内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第四十条 中标人可将允许分包的项目按专业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并签订分包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中标人应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应对中标人负责。
禁止分包单位将工程再分包。
禁止中标人和分包单位转包工程。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标文件发出后擅自撤销招标的，双倍返还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的，预交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招标无效，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吊销其施工招标组织资格证书，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不具备施工招标组织资格而进行施工招标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未经备案，自行施工招标的；
（三）隐瞒工程建设规模、建设条件、资金等真实情况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投标人隐瞒企业资质等级等投标真实情况的，投标无效，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取销其6个月的投标资格，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分包、再分包或转包工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分包、再分包或转包的发包单位处以分包、再分包或转包工程造价8％以上12％以下的罚款，同时6个月内禁止其参加施工投标；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承建资格证书。
第四十六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在施工招标投标中滥用职权、泄露标底、徇私舞弊、行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贷款协议或贷款文件对招标有特殊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五十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二年 四月七日